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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狗玄机一语中特 hc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在器物

发布时间:2018-02-24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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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以?为长史。包括羲之之女,extend();q.《世说新语》记载有“书圣”王羲之袒腹东床并在此基础上试探王羲之的生年、郗?的卒年、王羲之夭折的长子、王羲之几个儿子的婚配情况等问题。 《郗?墓识》拓本释文: ?前右???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都?囗 平里郗氏之墓? 前右???稽内史琅耶?沂都?南仁里?羲之[字] 逸少年五十六 ?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范氏父?汪字玄平吏部[尚]?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氏父?奕字?奕使[持?] 安西??豫州刺史 次子?之字季文妻?川?氏父?逵字林道使[持?] ???淮南内史 次子?之字幼恭妻??殷氏父?浩字?源使[持?] 中????州刺史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籍字?羽??[太]守 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江氏父?霖(作者按:此字形似霖,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墓识”(识,通志)拓本。对于其真实性,在目前可见的文章中。
持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 张笑荣先生说:多数专家认定墓志“毋庸置疑”,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书法水平非同凡响,在器物和污垢之间,(张笑荣先生于2006年公布这一发现,2012年又撰写《收藏郗?墓志》,发表于《档案与建设》2012年9月期上。《收藏郗?墓志》:对于此碑的真伪,他们理由主要有以下4条:首先。
从碑铭全文构想来看,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一位专家说,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且只造一块,目前所见的各类史书都记载王羲之夫妇生育的子女是七子一女,书法水平非同凡响。晋碑出土极少,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仅《谢鲲墓志》书法上乘。
并与《郗?墓志》的风格接近,因此估计为同一时代。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后,在器物和污垢之间,并没有发现任何“现代黏结物”的痕迹。也方便了清理工作。) 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先生则认为,《郗氏墓识》既不合乎各类传世墓志的规格,除了全篇都是人名以外,没有一字涉及墓主生平。
不像东晋时人写的,赝作的可能性很大”。(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 首都师范大学王福权先生认为墓识有“不应缺墓主父郗鉴”等十疑,他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在隋朝立标志的可能性很大。2011年01期。文章“结语”说: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可以发现这个纂文者似乎无意于此。
但是若是为了造假也不至于犯那么多低级错误。如果很重视识文内容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那么笔者认为此墓识是在《金庭王氏族谱》中记载的智永的徒弟沙门尚杲在刻“王羲之墓识”的时候一并所刻,如果不出所料,以后还将会有此类“王羲之墓识”出土。王玉池先生在《王羲之之妻郗?墓碑疑为伪作》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郗?年龄与《世说新语》等书不合这一观点。 鉴于“墓识”涉及我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书圣”王羲之,窃以为张笑荣先生所述考古文物专家的观点尚可另行申论,但其基本观点则不敢苟同,以就正于学界高明。
一、由《郗?墓识》的形态特征 论述其真实性 以王汝涛先生为代表的对《郗?墓识》持否定或怀疑态度的学者,这是一个基本问题,情况并不如此。王先生认为如《郗?墓识》这样横宽大于高低的碑是前此无例的。(王先生说:碑原大为66.5厘米[厚度],是碑的高度略大于宽度,乃一长方形碑,笔者就寄赠的下半截拓片覆制件依行数及每行字数量了一下,知其横宽实大于高低。
似这种形制的碑,在《汉魏六朝墓志汇编》中没有一例。据笔者所见,原石宽度大于高度,科学出版社,1956年]等书)、王先生提到的东晋《王兴之及妻宋和之墓志》(见《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等)、东晋《王建之墓志》(见《文物》2000年第7期《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等)、王先生提到的南朝宋《明昙?墓志》(见《考古》1976年第1期《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昙?墓》等)等,均是横宽大于高低的。王先生的这一论断难以成立。 第二,王汝涛先生认为。
传世石刻中为仅见。令人不无怀疑”。 据查考,前人认为“墓识”是墓志铭的一种例。唯结以“某官陈某叙 次”一语,又朱熹《跋杨遵道遗文》曰: 先君子尝识杨公遵道之墓,存者什一二耳。熹每伏读家集至此,而其幸存者亦不得而见之也。则视作识时所失亡又已多矣。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八二。) “识”字与“志”字通,然“墓识”二字连用,则应为朱熹之父的原文, 宋以后,“墓识”之例还有人使用。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 东晋太和六年-咸安二年(公元371-372年)王建之墓志 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明昙?墓志 ?荣妻许氏墓碑,据朱朗斋所录载之,中刻墓识四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
清嘉庆刻本。则至清朝犹有写墓志铭题用“墓识”者。(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九墓志铭塔铭,清道光元年刻本。) 今日所可见之与《郗?墓识》同时代的墓碑实物,如上举东晋咸康七年《王兴之及妻宋和之墓志》,开首在说明了墓主名讳、历官、卒年、葬年等后云, 正是“墓识”的意思。(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2015年。
第281页图照。亦云“故刻石为识”。)与《郗?墓识》开首的“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乡都乡囗平里郗氏之墓识”是相似的。然仅据此一点就能断言《郗?墓识》是假的吗?何况上文已经引用前人以“墓识”为墓志铭的一种,王汝涛先生认为“此碑的内容很独特,其余18行全是介绍与墓主人有关人物的,有点不伦不类”。 王先生“不伦不类”的断语,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 宋宗悫母郑夫人墓。
考证:皇?中金陵发一墓,不著书撰人名氏,其后云:“谨牒子孙男女名位、婚嫁如左。”盖一时之制也。(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卷之四十三,清嘉庆六年金陵孙忠愍祠刻本。) 据其描述,《郗?墓识》的整篇行文格式,介绍了墓主的丈夫、八个儿子、一个女儿、外祖父(母亲)姓氏、一位姐姐、两位妹妹和两位弟弟的名字和婚配情况等。符合其时之制。
将此类墓志或墓志的一部分归入谱牒一类,他认为大量两晋南北朝墓志的出土表明在墓主事迹之外单独叙述墓主家族谱系的书写方式,已经不是一二个例,有一种即为“几乎通篇墓志记录家族谱系,……主要集中在东晋时期”。第60-61页。) 陈先生还认为,东晋墓葬大多十分简陋,墓志内容也十分简略,权把建康当作假葬之地有关。
从东晋出土墓志的墓主身份来看,绝大部分为南来之北方流寓贵族,他们使用粗简的“假葬”墓志,)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王羲之这样的高级士人、高级文人,只撰造了这样一块谱录式的写实的墓识的原因。文字数量不一,家族谱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几乎通篇都是谱系的记述。南渡高门被迫摈弃了铭颂等华丽的文体,却保留了古朴简约的谱牒。
虽只有短短百字,第278-279页。现谨录数方,夫人太原 郭氏。夫人颍川 陈氏,夫人清河崔氏。 字泰真年?二。第279-280页。征西大将 军、行参军、赣令。 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
故刻石为识, 长子闽之, 女字稚容。 次子咸之。 次子预之。永和四年十月三 日卒, (空一行) 父哲,使持节、散骑 常侍、都督泰梁二州诸军 事,袭封野王 公。而上引王兴之夫妇碑。
碑阳和碑阴的格式均如此。金石研究界朋友提供的新出土西晋太康年间墓志,也具谱牒特色。) 这些墓志,足以说明《郗?墓识》不但不是“不伦不类”,同样是东晋的墓志,依其时期、地域乃至墓主家族的不同,内容形制也总会有一些差异,但不能因为某些差异的存在就予以全盘否定。就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了。
二、由《郗?墓识》的内容 论述其可信度和资料的珍贵性 《郗?墓识》全文仅485字,王汝涛等先生认为其间有诸多疑点甚至错误之处,今谨分几个问题予以考辨。右将军和右军将军问题 王汝涛先生说:“《墓识》的第一行与第二行,对王羲之均称之为右将军,比《晋书?王羲之传》记他为右军将军高了一个官品,有人据此《墓识》考证应是《晋书》所记错误。又据《晋书》,《墓识》也写作右将军。笔者以为《墓识》上的两个右将军都错了。
” 关于这个问题,吴大新先生有一篇专论《“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王羲之究竟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右将军、右军将军的混乱是如何造成的,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右将军的,右将军会稽内史是否仍然掌兵等六个方面,通过分析唐修《晋书》以前各类文献对王羲之官职的记载,结合东晋的品秩,纵观王羲之一生仕历,认为王羲之所任是“右将军”而不是“右军将军”。
右将军、会稽内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吴大新:《“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 (见同上文,这些记录有??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羲之,”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献之别传》:“[献之]祖父旷,”[见《世说新语?德行》“王之敬病笃”条刘孝标注引]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王氏谱》:“凝之,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右将军羲之第四子。“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大获晋右将军王羲之及诸名贤遗迹。
”唐何延之《兰亭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按:是王羲之自称“右将军”。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言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唐张怀?《书断》:“王羲之,字逸少……累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然后总结说: 西晋永嘉初年(公元307-308年)石?墓志 总的看,多作“右军将军”了。十分不解的是,《晋书》的“总编”是房玄龄。
唐以后作“右将军”的尽管是少数,可注意的是宋朝桑世昌《兰亭考》详列兰亭会四十二人名单时,首者俨然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断王羲之为“右将军”似较正确。只有《文字志》作“右军将军”。并非专门的人物传记,而且误将右军父王旷之“旷”写为“矿”,似不够严谨。《王氏谱》是专门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较大。
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些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 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四:“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琊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申国公臣士廉,”(宋陈思:《书苑菁华》卷4,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第134-135页。)米芾的跋应该是有所本的。庙堂碑为虞永兴得意之书,”(清倪涛:《六艺之一?》卷124,)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六:“宋拓王羲之道德经一册。
[本幅]宋拓本二十一对幅,横三寸八分,下‘宣和’连印,藏清内府钞本。那么王羲之曾任右将军就是事实。先后曾任十职,(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拜)护军将军为三品,(出)右将军、会稽内史仍为三品。问题的焦点在于。
则与前官、死后赠官难相衔接。王羲之从三品的护军将军出任三品的右将军会稽内史,只不过从京官外放为地方官,《晋书》本传称,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绶。《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缓者,”一般而言,魏晋优礼大臣,次子王凝之沾了父亲的光。
王羲之“右将军”与王凝之“左将军”也合上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王羲之自己写的《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而这个“右将军”,就是王羲之本人! 吴先生行文至此有些激动,他显然认为, 但“右军将军”的发生也很早,除了历史文献以外,晋义熙三年(407)《谢求墓志》(球妻)“祖羲之,右军将军、会稽内史”。
第289页,学林出版社,2005年。为何会如此, 王汝涛先生认为作“右将军”错了的几个理由,第一是“考《晋书》虽晚出,《王羲之传》是唐太宗亲自为之写《传赞》的,第二是“《世说新语》成书于刘宋时,“右军”不等于“右军将军”,也难以成立。
“《言语》篇刘注引《文字志》亦言任右军将军”。前文已作分析,但有可能是错的。始见之于刘注所引的《王氏谱》,似乎将右将军与右军将军合二为一,在齐梁之间”。《郗?墓识》将王羲之的官职写作右将军,“都乡”问题 《郗?墓识》在首四行介绍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贯时,都有“都乡”一词。“都乡”何解?
清顾炎武《日知录》都乡: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属都乡高相里。(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清乾隆刻本。) “都乡”,顾氏谓“即今之坊厢”, 西南大学博士黄敏综合各家说法云: 要说同名异地,最多者莫过于“都乡”。从众多材料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都乡,这种同名异地是行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强加于地理名称的体现。
尤其是三国吴简和墓志,墓志涉及的都乡遍及各个朝代、郡县,传世文献都乡记载并不多。《日知录?都乡》说:“都乡之制,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书新证》说:“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裘锡圭先生认为“古代称县治所在之乡为都乡”,侯旭东认为“按一般惯例。
城镇所在的乡称为‘都乡’”,) 窃以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都乡是县治所在之乡。按照东晋时流行的谱牒式墓志的做法,则可在标题下先列其夫人,” 王汝涛先生一方面说“年五十六”这句话是多余的,极容易考证出来,而郗?及其七子一女(献之除外),本来完全可以不写这四个字,或者作者有意识地证明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而特意写上的吧?
”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此点造假并不难。 笔者以为多余不多余,既然《郗?墓识》是符合当时规制的,各碑在撰刻时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也不足为奇。此点不再讨论。明白地揭示了王羲之生于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至今未作定论。 权威的大型综合性辞典《辞海》“王羲之”条。
括注其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1999年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第2181页。)显然以321-379为主。在不同版本的语文教材中也说法不一。两生死??语文教材中王羲之的生卒年月“辩”》,《语文建设》,)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还不止这三种,孙鸣晨女史撰文归纳为五种。
《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据孙女史文,公元321-379年说出自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余嘉锡先生已考证其不足据。若依321年说,何来“年政七十”之说?叹曰:‘面如凝脂,此神仙中人。’”罗时叙先生撰文考证,杜弘治死于公元321年。
(罗时叙:《王羲之生卒年及任江州刺史年代考证》,《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 公元306年和公元307年生两说,而且也经不起推敲。《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王羲之七子还是八子的问题 《郗?墓识》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理所应当列其子女。
根据王羲之自叙及史料记载,王羲之有七子一女,《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但《墓识》多了一个“长子”,于是王汝涛先生说:“论起资料的可信程度来,” 但《郗?墓识》如系造假,为什么要造一个没有史料记载的“长子”出来,授人以柄呢?显为很小就夭折的一个儿子,不再提已夭折的儿子。
文中第五行仅“长子”两字,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俗称“七日风”)等。但既生下来了,字仲思;二子凝之,今从《郗氏墓识》,则以上两个疑点即可迎刃而解了。《书法赏评》,伯仲叔季已经用完,很巧妙地用了个与“季”含意相同的“幼”字。
只能另起序列,分别字子猷、子重、子敬了。王羲之与郗氏生了八个儿子,取名字也煞费苦心了。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那么这个墓志的记载还是有误的。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按此处所指是学说,并非是否定王羲之书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是立场不同所造成的。
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他给人说自己子女的婚姻状况时自然不会算上这个早死的儿子。而我们在考证的时候和王羲之当时说话的立场是不一样的,我们不管他是否在世,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可备一说。 不过数十年后,王羲之的这位长子也就被人遗忘了。《世说新语?品藻》: 桓玄为太傅。
问王桢之曰:“我何如卿第七叔?”[注:《王氏谱》曰:桢之字公?,历侍中、大司马长史。王徐徐答曰:“亡叔是一时之标,公是千载之英。2007年,第646页。则是由玄之而下排序的。 《郗?墓识》中的“长子”二字,为王羲之研究增添了重要材料。
王羲之诸子 的名字及婚配问题 除了长子以外,其中除献之外,又均有婚配情况。七子的名字,符合古代取名的规则,据王汝涛先生梳理,凝之、肃之、徽之、操之、献之的名字及玄之之名,笔者还可以举出一条出土资料作补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
学林出版社,2015年。并不见于传世史籍。 刘茂辰先生《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据《王氏宗谱》谓玄之字伯远,以凝之长子蕴为嗣,且进一步推论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的“远”这个人就是玄之,王?《伯远帖》中的伯远也是玄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王福权先生说:“有学者认为王玄之字伯远,笔者曾经想过这个观点。
如果延续下去推理,历史记载王玄之早卒,他曾经参加过353年的兰亭雅集,‘伯远’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权:《伯远帖释文新论》,)刘茂辰先生又引《宗谱》谓涣之字淳之, 《墓识》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长子和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亲家情况均有记录,其中除凝之外。
其余五子之婚配史无明文,容逐一审视。 《郗?墓识》:“次子玄之,妻囗阳范氏,” 范汪《晋书》有传:“范汪,雍州刺史晷之孙也。依外家新野庾氏。荆州刺史王澄见而奇之曰:‘兴范族者,’”后所记历官中无吏部尚书,卒年六十五。
(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汪传》,1975年,第1982页。)又《晋书?良吏传》,第2336页。左将军略之孙,”(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2007年,)这里写到了“吏部尚书”。清吴士鉴《晋书?注》“荀?字景倩。
颍川人”注:“《文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臧荣绪《晋书》作颍阳人。本传失载县名。民国嘉业堂刻本。)《世说新语》另一处引《王氏谱》曰:“王坦之娶顺阳郡范汪女,2007年,第405页。)范汪之郡望应依《晋书》及《王氏谱》作顺阳,惜《郗?墓识》“顺”字无法辨认。《世说新语》“左将军略之孙”,“略”当依《晋书》作“晷”。
盖形近而误。(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隋志》一卷,妻陈国谢氏,使持节、安西将军、豫州刺史。(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92页图,第293页文,2015年。按谢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
”(唐房玄龄《晋书》卷8帝纪,1975年,其时谢弈尚存,怎么能加“故”字? 《郗?墓识》:“次子涣之,妻颍川陈氏,使持节、卫将军、淮南内史。颍川许昌人,袭封广陵公,黄门郎、西中郎将。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王汝涛先生以《墓识》误,不知有何依据,且“淮南内史”《晋书》中亦多有,为何一定要作“刺史”? 《郗?墓识》:“次子肃之,妻陈国殷氏,使持节、中军将军、扬州刺史。(唐房玄龄《晋书》卷77。
) 未载“使持节”,官职上应依第一、三行王羲之例,加个“前”字或“故”字。妻汝南梅氏,然汝南郡的大族确有梅氏”。汝南西平人。第378页。)又为一证。妻济阳江氏,父讳?(按:原碑无三撇。
考见下文第三部分),右囗囗、会稽内史。王丞相呼与共?,而欲敌道戏,”江曰:“恐不得尔?”[注:范汪《?品》曰:“?与王恬等?第一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按西晋惠帝以前,(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绪刻常熟丁氏丛书本。“?”隋志误“彬”。
) 但王先生说,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献之),《墓识》增至六人,上引刘茂辰先生文据《王氏宗谱》和《金庭王氏族谱》玄之配庐江何氏,操之娶的贺氏,与《郗?墓识》不同。王羲之女儿问题 《郗?墓识》在其八个儿子之后,囗将军、会稽内史。 此与《世说新语?品藻》注所记相合: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历尚书太常卿。
”又曰:“何如贤舅子敬?”答曰:“?梨橘柚,皆可于口也。2007年,第646页。) 王福权先生说,《墓识》及儿子亲家,而此处没有,是极低级脱文现象。 王汝涛先生说:“关于王羲之的女儿的资料。
自来考证之人不多。清代鲁一同取得一些成果。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至于羲之的女儿叫什么名字,鲁亦未考证出来。虽然并不难寻,但在《墓识》中表出了刘遐、刘畅的籍贯、字和官职,是他处未见的,鲁一同……不知羲之的女儿字孟姜。
但《郗氏墓识》的撰文者,郗氏之姐妹。列出了她娘家的情况, 王汝涛先生说:“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这八个字更是多余的了。何必连郗?外祖父家人都记上?倒是应该记上其父郗鉴。倘若说是时郗鉴已死,而且根据墓志体例, 王福权先生发出了同样的责难: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关于郗?的弟弟妹妹等记载颇为详尽。
但是为什么连小辈都记载了却不记载长辈呢? 这些责难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盖因两位王先生有认为此墓识不合他们心中的规制的先入之见, 夫人姓郗,而且郗鉴是当时的名人,也未尝不可。“无法考实”,不等于是错的。列出了郗夫人的长姊、妹、弟?、妹和弟昙五位平辈的情况。当两晋之交。
鉴遂陷于陈午贼中”。鉴逃而获免。鉴得归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遂共推鉴为主,举千余家俱避难于鲁之峄山”。(唐房玄龄:《晋书》卷67,)又《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解巾从戎”。应即在西晋之末。
王先生说:“其长姊名下,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无法识别“丧乱”二字的缘故,不能苛求王先生。 《墓识》:“妹适济阴卞轸,《晋书》有传。被誉为“兖州八伯”之一,太傅祜兄孙也。元帝以为?东参军,历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晋陵太守。
并为中兴名士。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伯,”中华书局,第1382页。)卞?父子兄弟同死于苏峻之难。济阴冤句人也。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
世称‘卞氏六龙,玄仁无双’。加中军将军,以功封建兴县公。?与诸军距击不能禁,二子?、盱,……于是改赠?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第三子瞻,位至广州刺史,”中华书局。
第1866页。) 卞?曾被封为建兴县公之事,《晋书》卷六帝纪第六亦有记载: (太宁二年七月)丁酉,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尚书卞?建兴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唐房玄龄:《晋书》卷6《帝纪》,1975年。
第162页。时王羲之26岁,卞?乃卞?长子,从年龄上看, 卞?籍贯济阴,当为袭父之封。” 郗?亦为当时名人,《晋书》本传:“?字方回,弱冠除散骑侍?,袭爵南昌公。
征拜中书侍?。骠骑何充辅政,征北将军褚裒?京口,时吴郡守阕,?自以资望少,不宜超莅大郡,益无处世意,)南昌公原为其父郗鉴之封爵,《晋书》帝纪:(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
第182页。” 王汝涛先生说:“次妹适(《墓识》错成‘识’字)济阳蔡奚,《世说新语?雅量》刘注《中兴书》有蔡系,想是《墓识》有误。与上文“卞?”作“卞轸”一样,《墓识》用了一个同音字。但王先生将“子叔”之“叔”字释作“狩”, 关于蔡氏的郡望,他认为蔡氏著名的郡望一是陈留,陈留、济阳不分治。
此时的蔡氏一般称为陈留蔡氏。晋惠帝分陈留郡东部一部分为济阳国,济阳郡望存在于门第之风渐盛的六朝时代,故虽远侨他地,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依然把名声日隆的济阳作为其郡望而引以为豪。 赵培海又说: 我们可以把蔡谟至南朝蔡氏世系的传承联系起来,即:蔡谟-蔡系-蔡琳-蔡廓。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
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赵培海:《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在蔡廓这里,一方面又说,“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从《郗?墓识》所记来看,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吾有七儿一女……” 王羲之《十七帖》中的“省别”帖 清吴士鉴《晋书?注?蔡谟传》: 蔡谟。
陈留考城人也。详《地理志》注。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乃拂衣王都,]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因合褥举谢掷地,乃徐起振衣就席,谓蔡曰:‘卿奇人,’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第439页。
)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则与《郗?墓识》所记同,(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中兴书目》:梁国子助?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又列晋卫?、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北中郎军司。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朝论以昙名臣之子,寻除?书吏部郎。
拜御史中丞。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 王福权先生认为,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
荀羡为北中郎,即北中郎军司,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1975年,第203页。)《郗?墓识》记郗?卒于升平二年四月,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王汝涛先生说:“(《墓识》)大部分入志人的官职都扣准了升平二年这个年代,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三、四两女是否即嫁与卞?、蔡系。
无其他佐证。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四月初七)薨,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历史上很少有记载了详细日期还要重复加上天干地支的,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
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薨日为“升平二年,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六月二十八日为庚戌日,如东晋《王建之墓志》,廿六日戊子合葬。”又刘宋《谢?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学林出版社。
2015年。 但这一点还不是主要的。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历吏部尚书,”[注:《妇人集》载《谢表》曰:“妾年九十,”]答曰:“?白齿落,”(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
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又称孤骸独存。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郗?应是死于公元399年或其后。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特别表出郗?死于升平二年,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引书谨严有据,还无法推倒。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无法否定郗?活到90岁的记载,是《郗?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这是判断《郗?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 关于郗?年届九十说,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
然王凝之至隆安三年五月始为孙恩所害,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则其九十岁时,故赐其母以鞠养也。”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
太保弘从祖弟也。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为叔父司徒谧所知,恬静不交游,尝与兄弟群从造惠,惠时相酬应,瞻等惭而退。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
诞曰:“惠后来秀令,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时逢人耳。”常临曲水,姿制不异常日。领南郡太守,不可令减袁曜卿也。
”乃以惠居之。 少帝即位,乃以惠代焉。惠被召?拜。得辄聚置阁上,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时年四十二,(梁沈约:《宋书》卷五十八列传第十八《王惠传》。
1974年,王惠当东晋末年,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迁世子詹事,少帝即位之前,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王惠卒于元嘉三年。
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
《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有趣的是,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324上半年羲之与郗?结婚,(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
)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其时如郗?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生于公元313年,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 其实,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周益州即周抚,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道光安吴四种本。
)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是去官后语,宣武未再至蜀,为升平一年书。 请注意,足下兼怀并数问不?
老妇顷疾笃救命,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九年辞镇归国,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右军称妻也。羲之谓“疾笃救命,包氏将此帖置于升平一年之后。
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恒忧虑”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已足与《郗?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可惜大多没有留下来,但一鳞半爪,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累迁丹阳尹,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
惟一小者尚未婚耳。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足下情至委曲。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按照包世臣的考证,同生就是一母所生。
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经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一方面是在怀念郗氏,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永嘉太守;少子系,[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清吴士鉴:《晋书?注》卷77《蔡谟传》,民国嘉业堂刻本。
《墓识》作太宰司马,[《高逸沙门传》曰:遁为哀帝所迎,]时贤并送于征虏亭,[《丹阳记》曰:太安中征虏将军谢安立此亭,[《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谢万石后来,谢移就其处,谢冠帻倾脱,谓蔡曰:‘卿奇人,’蔡答曰:‘我本不为卿面作计。
’其后二人俱不介意。2007年。)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注:邢?以为援引不经,]《?仲都讲疏》十卷,”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第141页。”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朝论以昙名臣之子。
每逼以宪制。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简文帝为抚军,寻除?书吏部郎,领徐兖二州刺史,假节?下邳。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追赠北中郎,(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
) 王福权先生认为,是极低级脱文现象,王汝涛先生也认为少了“将”字。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朝廷以昙为羡军司,荀羡为北中郎,郗昙为其军司,这一点没有错,问题是其后郗昙又被除北中郎将,”(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
1975年,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其长女嫁与何人,三、四两女是否即嫁与卞?、蔡系,无其他佐证。
郗氏年寿问题 《郗?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墓识”的原意,四月初七)薨,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也就是说墓识上的日期和天干地支相矛盾。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
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七日庚申”,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六月为癸丑朔,则郗?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至于干支与数字并用纪年月日,如东晋《王建之墓志》,廿六日戊子合葬。
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2015年。关键的问题,其卒年为公元399年。[注:《宋书》曰:惠字令明,历吏部尚书,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因为《世说新语》既记王惠去看郗?。
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得到朝廷的鞠养,故表示感谢。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内容又多有与史书不合处。
特别表出郗?死于升平二年,反观《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当时二书一文,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引书谨严有据,一向受学者交口称道。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
故《郗?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活至九十说, 王汝涛先生还在其文之结语中说, 确实,这是判断《郗?墓识》真伪绕不开的核心问题。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
另一条是关于右军夫人的:“嘉锡按:《真诰?阐幽微篇》注云:‘逸少升平五年辛酉岁亡,则其九十岁当在太元十七年前后。夫人上此表时,若凝之犹在,则不应云孤骸独存。夫人为郗?之姊,?以太元九年卒,夫人较?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正当隆安三四年间。
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太元十七年为公元393年,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惠时相酬应,瞻等惭而退。
以问其从兄诞,诞曰:“惠后来秀令,”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以为征虏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还过从弟球,球问:“向何所见?”惠曰:“惟觉?时逢人耳。座者皆驰散。
惠长史如故,领南郡太守,谓傅亮曰:“今用?中令,”乃以惠居之。转尚书、吴兴太守。虽事异而意同也。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其标寄如此。时年四十二。
第1589页。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转尚书、吴兴太守,以蔡廓为吏部尚书,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此后也可称王惠为尚书,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则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
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鉴曰:‘正此佳婚邪!”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2003年10月,)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
得出了与王汝涛先生相同的结论,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时羲之二十一周岁。(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16岁,与此亦大体相合),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
就不应该只有上述《世说新语》记载中的九十岁,两者并不相合。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岁,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周益州即周抚,王羲之给周抚的尺牍,主要写于其晚年称病弃官之后,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至升平五年(公元361年)。
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道光安吴四种本。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对我们今天了解王羲之致周益州书的丰富内涵有很大帮助。“先谢远惠,次杂问蜀事,末附致朱书。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 “虞安吉者”帖云“远及”。
是去官后语,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 请注意,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老妇顷疾笃救命,知足下情至。五年斩郭默。
九年辞镇归国,属吏画其像于武昌西门,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右军称妻也,大富豪论坛 见到了最佩服的事和最开心的事……觉得很是。羲之谓“疾笃救命,说明郗氏病重,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恒忧虑”的那一帖系于升平一年之后。
升平五年之前,如说那次郗氏病重不治,也是没有错的。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但一鳞半爪,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
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累迁丹阳尹,”]“王家见二谢倾筐倒,[注:二谢,]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世说新语》中相隔不远的记事。
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一曰“王右军夫人”,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今内外孙有十六人,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
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同生就是一母所生,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如果王羲之只有一位已经去世的郗夫人,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是不能否定《郗?墓识》所记录的郗?卒于升平二年的。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14行5字下缺“子”字。15行的“霖”字,25行的“识”字,此《墓识》是真是赝,笔者未见墓葬发掘报告前,郗?如果真死于升平二年,她的家属能允许这样一个错误迭出的《墓识》置于她的柩前吗?是一种处于楷化过程中的隶书,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习用的书体或俗体。
现按其碑文顺序对碑中的习用书体和俗体略作分析。第三行 琅耶 王汝涛先生在他的文章的开头说:“原来我国现存的汉字碑文以及出土的墓志铭等,都有其标志时代特点的地方,没有写作琅?或琅琊的,而在今存东晋墓志中,又均写作琅耶(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中的《石?墓志》、《王兴之墓志》等)。”后来他看清了碑文,于是在文章的小结中说:“晋碑上二个字的特定写法:邪作耶、荥作荧,殷深源作殷渊源,这一点是很有见识的。
胡吉宣先生认为邪字变从耳者,(胡吉宣:《玉篇校释》卷4,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郗?墓识》之“琅耶”,第六行 思 下半部心字保留了小篆的写法。《说文》或体作 ,《切韵》同,汉碑多如此。(胡吉宣:《玉篇校释》卷6。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60页。夹即为其隶变。《三体石经》刺之古文作 ,上海古籍出版社,) 5。《皇甫君碑》“ 挺雕龙之采”。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
第284页。当时自然应写作渊。第十四行 籍 俗体竹字头常写作草字头。 10。《隶辨》:《汉书?西域传》下有台?,?字与参字同形,故晋人书操字皆作?。第十六行 ? 字形如霖,实为?字无三撇,虎头写如雨头。
《孔耽神祠碑图》“千载之洪虑”作 。《广雅》三及《类篇》无三撇之?为?字省文。均释读此字为霖。《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2007年02月。《书法赏评》,2011年01期。)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说这是一个错字。在当时是自然的事,如果此碑是伪造的。
为何要将见之于现存文献的“?”字写成“霖”字呢?不但将虎头写如雨头(实际上不是雨),水平实在太高了。正如张笑荣先生转述文博专家所论:“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如果真是如此,则造假的成本太高,且只造一块,”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精通古文字源流的文字学家。关于《墓识》内容已如拙文所论述。
其文字又何尝不是如此! 13。此碑字形左下部多一点, 14。故隶定和楷定均可作?。第二十二行 ? 上部与今字相同,下部为亡字。古俗体多如此。第二十二行 ? 此字隶变以后,字形有多种。
《魏?朱绍墓志》已见,敦煌文献中见。含义无法理解,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如果“丧乱相失”四字得到正确释读,王先生是否就减少了对《墓识》的怀疑了呢? 17。第二十二行 失 《隶辨》卷五《郑固碑》已如此。第二十三行 ? 王观国《字林》卷十,第二十三行 ? 由隶书而来的一种俗书。
敦煌文献中多有。 20。 21。第二十五行 叔 叔字之隶变,前已见一形,《隶辨》卷五屋韵举出多种,手写形态更多。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第52页(上海教育出版社,王汝涛等先生误释为“狩”,自然会影响文意的释读。
22。《刊谬补缺切韵》等书均有。 23。而无“穴”下一横,丰富了此字之俗体字形。《颜氏家训》《龙龛手镜》《正名要录》诸书均载, 王汝涛先生所说的“缺字”,其实一个也没有缺,一部分是因为释读有误,只有卞?作卞轸、蔡系作蔡奚。
是同音误字,这种错误是很可爱的,或许是误记,就如同“荥阳”写作“荧阳”一样。 故从《郗?墓识》的字体使用分析,江?之“ ”字,“字子叔”之“ ”字等,现代人几乎是不可能如此书写的, 由以上考辨可以得出结论:《郗?墓识》从其外在形态和行文体例来说,到目前为止所能见及的对此碑的真实性的质疑。
正如张笑荣先生所说,将以最具有说服力的实物佐证,从而推动有关王羲之生平事迹、中国书法艺术的源头及其流变、晋代的婚姻、殡葬风俗制度等等的学术研究。 (作者系上师大兼职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辞海》副主编。) 拓片字形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李伟国《世说新语》记载有“书圣”王羲之袒腹东床被太尉郗鉴选为“东床快婿”的故事。郗家千金、后成为王羲之妻的郗?也是一位书法家。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墓识”拓本。论证其真实性。
《郗?墓识》拓本释文: ?前右???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都?囗 平里郗氏之墓? 前右???稽内史琅耶?沂都?南仁里?羲之[字] 逸少年五十六 ?子 次子玄之字仲思妻囗?范氏父?汪字玄平吏部[尚]? 次子凝之字叔平妻???氏父?奕字?奕使[持?] 安西??豫州刺史 次子?之字季文妻?川?氏父?逵字林道使[持?] ???淮南内史 次子?之字幼恭妻??殷氏父?浩字?源使[持?] 中????州刺史 次子徽之字子猷妻汝南梅氏父?籍字?羽??[太]守 次子操之字子重妻??江氏父?霖(作者按:此字形似霖,下文有考)字思玄右[将军] ?稽内史 次子?之字子敬 女?南???字序元??大??掾父遐字子囗囗 ???稽内史 夫人外氏沛?武氏 夫人?姊??相失 妹???卞?字道重封建?公 弟?字方回?海太守南昌公 妹???蔡奚字子叔太宰司? 弟?字重熙散?常侍北中郎?司 升平二年戌午?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薨以其年囗 月廿八日庚戌葬?稽山?南??上里??山囗 李伟国 2016年7月,上海图书馆受赠入藏王羲之之妻郗?“墓识”(识,通志)拓本。 自从绍兴会稽金石博物馆张笑荣先生公布其所藏“书圣”王羲之妻郗?“墓识”原石以来,一时在学术界、书法界及书法和历史爱好者中引发热议,在目前可见的文章中,持肯定和否定两种不同的态度。 张笑荣先生说:多数专家认定墓志“毋庸置疑”,书法水平非同凡响。
在器物和污垢之间,(张笑荣先生于2006年公布这一发现,发表于《绍兴文博》总第7期,《收藏郗?墓志》:对于此碑的真伪,他们理由主要有以下4条:首先,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则造假的成本太高,而墓志上却刻的是八子一女,书法水平非同凡响。
晋碑出土极少,长江以南地区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晋碑[墓志]约20块,仅《谢鲲墓志》书法上乘,专家在清理碑面的污垢后,并没有发现任何“现代黏结物”的痕迹。且均匀一致,应是自然天成。垢的吸水性比器物要好,也方便了清理工作。(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书法赏评》,2015年01期。) 临沂师范学院教授王汝涛先生则认为,“从两晋墓志文的结构来看,《郗氏墓识》既不合乎各类传世墓志的规格,其独成一格之处又不大合理。没有一字涉及墓主生平。结合碑文的多处记事疏失论之,赝作的可能性很大”。2007年02月。
在隋朝立标志的可能性很大。文章“结语”说:这些原因总结起来可以发现这个纂文者似乎无意于此,错误实在是够低级,但是若是为了造假也不至于犯那么多低级错误。因为有的书写的时候已经注意到了,如果很重视识文内容也就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笔者推断此墓识不是东晋人所刻,所有的疑问和证据都指向了隋朝。那么笔者认为此墓识是在《金庭王氏族谱》中记载的智永的徒弟沙门尚杲在刻“王羲之墓识”的时候一并所刻,以后还将会有此类“王羲之墓识”出土。
) 另据王福权文注2,王玉池先生在《王羲之之妻郗?墓碑疑为伪作》一文中着重论述了郗?年龄与《世说新语》等书不合这一观点。 鉴于“墓识”涉及我国古代独一无二的“书圣”王羲之,且郗?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女书法家,窃以为张笑荣先生所述考古文物专家的观点尚可另行申论,王汝涛先生的文章中有不少真知灼见,但其基本观点则不敢苟同,王福权先生的推断或可备一说。今拟从历史文献角度对《郗?墓识》的形态特征、内容可信度和文字使用等方面详加考辨,并回应质疑。
以就正于学界高明。如果这方墓石不可能是东晋时物,但依笔者之见,情况并不如此。王先生认为如《郗?墓识》这样横宽大于高低的碑是前此无例的。(王先生说:碑原大为66.是碑的高度略大于宽度,略似画家所作的横幅。知其横宽实大于高低。据笔者所见。
原石宽度大于高度,1956年]等书)、王先生提到的东晋《王兴之及妻宋和之墓志》(见《文物》1965年第6期《南京人台山东晋王兴之夫妇墓发掘报告》等)、东晋《王建之墓志》(见《文物》2000年第7期《南京象山8号、9号、10号墓发掘简报》等)、王先生提到的南朝宋《明昙?墓志》(见《考古》1976年第1期《南京太平门外刘宋明昙?墓》等)等,均是横宽大于高低的。 第二,“这件石刻称作墓识,《郗?墓识》与同一时代墓中刻石并不同步,令人不无怀疑”。引明王引著《墓铭举例》: 墓识 《墓铭举例》:宋陈?《尚书曾公墓识》,叙所历官而不书行治,唯结以“某官陈某叙 次”一语。
(清徐乾学:《读礼通考》卷九十九,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册,止叙墓主历官。又朱熹《跋杨遵道遗文》曰: 先君子尝识杨公遵道之墓,且言其平生为文数百篇,熹每伏读家集至此,未尝不掩卷太息,近乃得此编于将乐邓?,而?得之公孙?者。
(宋朱熹:《跋杨遵道遗文》,亦显为承前人而用之。 宋以后,“墓识”之例还有人使用。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 东晋太和六年-咸安二年(公元371-372年)王建之墓志 宋元徽二年(公元474年)明昙?墓志 ?荣妻许氏墓碑,天?元年九月立,右碑未见拓本,据朱朗斋所录载之,额题大元二字,横列径五寸。
中刻墓识四行,右边书人衔名一行,(清毕沅:《山左金石志》卷二十三,) 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卷十九有《赵孺人屈氏墓识铭》一篇,(清赵怀玉:《亦有生斋集》文卷十九墓志铭塔铭,清道光元年刻本。开首在说明了墓主名讳、历官、卒年、葬年等后云,“故刻石为识,臧之于墓”, 正是“墓识”的意思。
学林出版社,2015年,碑首在交代墓主情况后,第285页图照。)与《郗?墓识》开首的“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王府君夫人高平金乡都乡囗平里郗氏之墓识”是相似的。王汝涛先生认为“故刻石为识”之类的句子与“自称墓识”还是有不同,王汝涛先生认为“此碑的内容很独特,其余18行全是介绍与墓主人有关人物的,有点不伦不类”。 王先生“不伦不类”的断语。
宋马光祖《(景定)建康志》: 宋宗悫母郑夫人墓, 考证:皇?中金陵发一墓,其后云:“谨牒子孙男女名位、婚嫁如左。刘宋宗悫母夫人墓石志,宋朝人以为此乃“一时之制”。除了首尾以外, 除了上引传世文献以外,众多的出土资料更可证明这是符合当时的风尚的。 陈爽先生新著《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他认为大量两晋南北朝墓志的出土表明在墓主事迹之外单独叙述墓主家族谱系的书写方式。
已经不是一二个例,有一种即为“几乎通篇墓志记录家族谱系,……主要集中在东晋时期”。第60-61页。墓志内容也十分简略,这与当时碑禁较严,且侨寄江南的中州士族时刻心存收复中原、回归故土的企盼,权把建康当作假葬之地有关。保留了古朴简约的谱牒。)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如王羲之这样的高级士人、高级文人。
陈书《古谱辑存》(史料篇)第二章《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辑存》第二节《东晋谱牒》更具体地描述说: 东晋墓志一(笔者按:“一”字疑衍)的特点是尽管墓志形制不一,家族谱系都占有很大的比重。许多墓葬属“假葬”或“粗葬”,几乎通篇都是谱系的记述。南渡高门被迫摈弃了铭颂等华丽的文体,却保留了古朴简约的谱牒,如《温峤墓志》、《温式之墓志》,却通篇都是谱系的记载;《谢?墓志》虽属砖质,第278-279页。夫人太原 郭氏。
父河东太守?,夫人颍川 陈氏,夫人清河崔氏。 使持节、侍中、大将军、始安忠武公 并州太原祁县都乡仁义里温峤, 字泰真年?二。夫 人琅耶王氏。夫人庐江何氏,息放 之,第279-280页。琅耶临 沂都乡南仁里。
征西大将 军、行参军、赣令。 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 丹杨建康之白石,于先考 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特 进、卫将军、都亭肃侯墓之 左。故刻石为识, 次子咸之。春 秋卅五,以其月廿二日合葬 于君柩之右。 (空一行) 父哲,第280-282页。) (以上碑阴《宋和之墓志》) 王汝涛先生说如《郗?墓识》这样的内容格式。
只有在当时的碑阴中可以看到,而上引王兴之夫妇碑,金石研究界朋友提供的新出土西晋太康年间墓志,也具谱牒特色。 《温式之》墓志也是如此,叙述次序也大体相同,足以说明《郗?墓识》不但不是“不伦不类”,依其时期、地域乃至墓主家族的不同,同类的墓碑,但不能因为某些差异的存在就予以全盘否定。
至于是否尚有另一方叙其生平之墓志铭存在,就有待将来考古新发现了。今谨分几个问题予以考辨。右将军和右军将军问题 王汝涛先生说:“《墓识》的第一行与第二行,对王羲之均称之为右将军,比《晋书?王羲之传》记他为右军将军高了一个官品,江?为会稽内史,《墓识》也写作右将军。谁对谁错呢?” 关于这个问题。
吴大新先生有一篇专论《“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从右军将军、右将军究竟是怎么一个官职,右将军与右军将军有什么不同,王羲之究竟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王羲之是怎样成为右将军的,右将军会稽内史是否仍然掌兵等六个方面,通过分析唐修《晋书》以前各类文献对王羲之官职的记载,结合东晋的品秩,认为王羲之所任是“右将军”而不是“右军将军”,右将军、会稽内史也不同于一般的郡守。
(吴大新:《“王右军”考论??王羲之是“右将军”还是“右军将军”》,《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6年6月,第26卷第三期。 (见同上文,这些记录有??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王羲之,”南朝梁或梁代以前所出《献之别传》:“[献之]祖父旷,右将军羲之第二子也。右将军羲之第四子。”[见《世说新语?言语》“谢太傅寒雪日内集”条、“排调”篇“符郎初过江”条刘孝标注引]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弘福寺沙门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陈书?始兴王伯茂传》:天嘉二年[561年]。
“征北军人于丹徒盗发晋郗昙墓,”唐何延之《兰亭记》:“《兰亭》者,晋右将军、会稽内史琅琊王羲之字逸少所书之诗序也。”唐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今古独立者,”唐张彦远《法书要录》辑右军杂帖之《与郗家论婚书》[王羲之为小儿子献之提亲]:“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敢致书司空高平郗公足下……”传王右军自作《记白云先生书诀》亦云:“维永和九年三月六日右将军王羲之记”。按:是王羲之自称“右将军”。”)然后总结说: 西晋永嘉初年(公元307-308年)石?墓志 总的看,《晋书》正史一出,十分不解的是,《晋书》的“总编”是房玄龄。
但据唐卢元卿《法书录》,而跋尾题署的名单中就有房玄龄!首者俨然为“右将军会稽内史王羲之”。 从现有文献来看,六朝人记载王羲之官位的《王氏谱》《献之别传》《采古今能书人名》及《文字志》中,只有《文字志》作“右军将军”。并非专门的人物传记,而且误将右军父王旷之“旷”写为“矿”,《王氏谱》是专门的人物志,故可信度较大。
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些足以说明问题的记录: 宋陈思《书苑菁华》卷四:“晋右将军、会稽内史、赠金紫光禄大夫、琅琊王羲之字逸少书一卷四帖。贞观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臣蔡?装,特进尚书右仆射上柱国申国公臣士廉,)这是唐魏徵等在王羲之书帖上的题名。”(宋米芾:《宝晋英光集》卷7,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16册,第134-135页。)米芾的跋应该是有所本的。庙堂碑为虞永兴得意之书,赐以王逸少所佩右将军会稽内史黄银印。
”(清倪涛:《六艺之一?》卷124,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32册,)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六:“宋拓王羲之道德经一册。楷书《道德经》上篇,首标‘晋右军王羲之书八分’,书上双龙圆印,末有‘右将军会稽内史印’”。(清王杰:《秘殿珠林续编》卷6,藏清内府钞本。) 以上这些材料中。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王羲之的自称、自署、其印章中的文字及王羲之所佩黄银印上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无一例外地写作“右将军”。只要这些材料不是伪造的, 吴先生还从王羲之一生的仕历结合晋代的官品制度作了详细考证: 纵观王羲之一生,先后曾任十职,(迁)宁远将军、江州刺史,(迁)右将军仍为三品,问题的焦点在于,则与前官、死后赠官难相衔接。王羲之从三品的护军将军出任三品的右将军会稽内史。
只不过从京官外放为地方官,而如果是“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就降为四品了,《晋书》本传称,王羲之“年五十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金紫即金章紫绶。《晋书?职官志》云:“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缓者,”一般而言,死时赠官只“晋”一级。二品的赠官只能给三品的右将军。
王羲之长子玄之早卒,次子王凝之沾了父亲的光,他的最后官职是“左将军、会稽内史”(见《晋书列传第五十》)。左将军与右将军是同一系列、同一品位的。王羲之“右将军”与王凝之“左将军”也合上了。 现在我们再来读王羲之自己写的《临河序》:“……右将军司马太原孙承公等二十六人,时官“右将军司马”,就是王羲之本人!王羲之应为右将军。他显然认为。
问题已经解决了。出土文献亦已见,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学林出版社,2005年。)此事距羲之去世仅四十多年, 王汝涛先生认为作“右将军”错了的几个理由,此点难以成立。为什么唐太宗写了《传赞》就不会错了呢?也难以成立。
但有可能是错的。在齐梁之间”。 所以,《郗?墓识》将王羲之的官职写作右将军,“都乡”问题 《郗?墓识》在首四行介绍郗氏和王羲之的籍贯时,都有“都乡”一词。“都乡”何解? 清顾炎武《日知录》都乡: 《集古录》宋宗悫母夫人墓志:涅阳县都乡安众里人。按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济阴太守孟郁尧庙碑:成阳仲氏。
(清顾炎武:《日知录》卷22,清乾隆刻本。出土墓志所见多有,顾氏谓“即今之坊厢”,最多者莫过于“都乡”。从众多材料知基本上每个县都有一个都乡,且是县治所在,这种同名异地是行政政策实施过程中强加于地理名称的体现。尤其是三国吴简和墓志,传世文献都乡记载并不多。
都乡所指历来说法不一。《日知录?都乡》说:“都乡之制,都乡盖即今之坊厢也。《汉书新证》说:“西汉初中期,各县最重都乡、都亭制度,都乡为各乡之首,侯旭东认为“按一般惯例,城镇所在的乡称为‘都乡’”,西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窃以为裘先生的说法是比较准确的。
王羲之“年五十六”问题 正如本文在第一部分详细分析的,按照东晋时流行的谱牒式墓志的做法,如墓主为女性,当然应该先列出其丈夫,故《郗?墓识》在标题下即先列出尚在世的王羲之:“前右将军、会稽内史,是王羲之升平二年年56岁,极容易考证出来,而郗?及其七子一女(献之除外),当时的年龄却不容易考证。” 按照王先生的意思。
本文第一部分已详作探讨,各碑在撰刻时有一些不同的处理方式, 但升平二年五十六岁,这是很重要的,至今未作定论。括注其生卒年为:公元321-379年,一作公元303-361年,又作公元307-365年。上海辞书出版社,2001年。
(齐军:《一个人,2008年7、8月号。)关于王羲之生卒年的说法还不止这三种,《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二期。余嘉锡先生已考证其不足据。《十七帖》中王羲之说(周抚)“年政七十”,自己“年垂耳顺”。若依321年说,何来“年政七十”之说?
又《世说新语?容止第十四》:“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此神仙中人。’”罗时叙先生撰文考证,若此年王羲之刚生,《九江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不仅证据单薄,而且也经不起推敲。《辽宁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二期。) 王羲之生于公元303年,《郗?墓识》的出世,王羲之七子还是八子的问题 《郗?墓识》在列出丈夫王羲之以后,王羲之有七子一女,(参王汝涛:《郗氏墓识考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9卷第1期,于是王汝涛先生说:“论起资料的可信程度来,《十七帖》与《晋书》本传都说王羲之有七子,为什么要造一个没有史料记载的“长子”出来。
授人以柄呢?且《墓识》“长子”下没有写上名字及其他情况,显为很小就夭折的一个儿子,王羲之后来育成七子一女,不再提已夭折的儿子,是很正常的。文中第五行仅“长子”两字,连名也未取。新生儿的死亡率很高。难产出来的死婴以外又有脐带风(破伤风。
估计这个“长子”虽尚未赐名,之前知道的王羲之长子玄之,向来学者对此感到不解,因为他违背了中国人兄弟排行所规定的伯、仲、叔、季的原则。(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2015年01期。) 王羲之夭折的长子如字“伯某”,但接下去六子、七子、八子出世,只能另起序列,分别字子猷、子重、子敬了。
王福权先生另有一解: 在现今的很多王氏族谱中,都有王玄之字伯远的记载,刘茂辰先生也认为王玄之就是伯远。至于是否可信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考证。但是按照伯仲叔季(幼)子的顺序排列的话,由于一般认为王凝之字叔平是可以定论的,那么夭折的很可能是王羲之的第二个儿子而不是长子。按照伯仲叔季子的排行“七儿一女说”并不可靠。并非是否定王羲之书信的内容)笔者认为是立场不同所造成的,王羲之所说的“吾有七儿一女”这个“有”当理解为存在。
也就是在世的才能算“有”。他给人说自己子女的婚姻状况时自然不会算上这个早死的儿子。强调的是客观存在。 不过数十年后,王羲之的这位长子也就被人遗忘了。《世说新语?品藻》: 桓玄为太傅,”[注:《王氏谱》曰:桢之字公?,历侍中、大司马长史。]于时宾客为之咽气。公是千载之英。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第646页。) 称王献之为第七叔,王羲之的其余七子在《郗?墓识》中均有名字,其中除献之外,上文已述及,符合古代取名的规则,可见于《晋书》和《世说新语》,见于《二嫂》帖等。
笔者还可以举出一条出土资料作补证,《谢球墓志》:“球妻琅?王德光,右军将军、会稽内史,”(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学林出版社,) 玄之字仲思,涣之的字季文,并不见于传世史籍。配庐江何氏,且进一步推论羲之书帖中多次提到的“远”这个人就是玄之。
《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如果延续下去推理,历史记载王玄之早卒,他曾经参加过353年的兰亭雅集,之后再无记载,那么王?写此帖时才12岁,这么小应该是写不出来那样的笔力的。‘伯远’不可能是王玄之。”(王福权:《伯远帖释文新论》。
)刘茂辰先生又引《宗谱》谓涣之字淳之,(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亦恐难取信。 《墓识》所列王羲之八子中,除长子和幼子献之外,其余六子的婚配、亲家情况均有记录,为独有资料,在现存传世和出土文献中亦大多可以得到印证。
妻囗阳范氏,依外家新野庾氏。’”后所记历官中无吏部尚书,卒年六十五。(唐房玄龄:《晋书》卷75《范汪传》,第1982页。)又《晋书?良吏传》,南阳顺阳人”,1975年,第2336页。
少有不常之志,历吏部尚书、徐兖二州刺史。”(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2007年,第946页。关于“颍阳”,清吴士鉴《晋书?注》“荀?字景倩,颍川人”注:“《文选?为萧扬州荐士表》注引臧荣绪《晋书》作颍阳人。案:《地理志》颍川郡有颍阴,”(清吴士鉴:《晋书?注》卷39。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2007年,惜《郗?墓识》“顺”字无法辨认。《世说新语》“左将军略之孙”,“略”当依《晋书》作“晷”,盖形近而误。范汪著有《棋品》。(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2007年,)又有《范汪集》十卷。
(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下云:谨按见《七录》,《隋志》一卷,妻陈国谢氏,出土文献亦可证,适琅?王凝之,(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第293页文,) 王汝涛先生说,“这一年谢弈已经死去。
当于其官职前加一‘故’字”。按谢弈固然卒于升平二年,安西将军谢奕卒。1975年,第203页。怎么能加“故”字? 《郗?墓识》:“次子涣之,妻颍川陈氏,颍川许昌人,领梁、淮南二郡太守。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第630页。)郡望、名字同,又王先生说“淮南内史”之“内”字系“刺”字之误,“内史”自是一种官名,为何一定要作“刺史”?妻陈国殷氏,父讳浩字渊源,使持节、中军将军、扬州刺史。” 王汝涛认为:官职中使持节应作假节。
) 未载“使持节”, 王汝涛和王福权两位先生都认为升平二年,加个“前”字或“故”字。” 王汝涛先生说,然汝南郡的大族确有梅氏”。 今按《世说新语?方正》“梅颐尝有惠于陶公”条注引《晋诸公赞》:“颐字公真,汝南西平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下,第378页。)又为一证。
然王汝涛先生认为“荥”写作“荧”是当时的习惯。妻济阳江氏,父讳?(按:原碑无三撇,” 《世说新语?方正》: 江仆射年少,王曰:“君何以不行?”江曰:“恐不得尔?”[注:徐广《晋纪》曰:“江?字思玄,为中兴之冠。累迁尚书左仆射、护军将军。”王徐举首曰:“此年少非唯围?见胜。
) 《世说新语》以其郡望为陈留,王汝涛先生说,“《晋书》写江?为陈留圉人,因为晋代的陈留国只有济阳,按西晋惠帝以前,陈留、济阳不分治,故两者并不矛盾。其官职无考。有《护军将军江?集》五卷录一卷。(清丁辰:《补晋书艺文志》卷四清光绪刻常熟丁氏丛书本。
“?”隋志误“彬”。) 但王先生说,羲之诸子联姻之家,可考者原只二人(凝之、献之),《墓识》增至六人,上引刘茂辰先生文据《王氏宗谱》和《金庭王氏族谱》玄之配庐江何氏,与《郗?墓识》不同。王羲之女儿问题 《郗?墓识》在其八个儿子之后,列出了女儿的情况:女适南阳刘畅,抚军大将军掾。
囗将军、会稽内史。 此与《世说新语?品藻》注所记相合: 桓玄问刘太常曰:“我何如谢太傅?”[注:《刘瑾集叙》曰:瑾字仲璋,历尚书太常卿。”又曰:“何如贤舅子敬?”[注:《庄子》曰:“?梨橘柚,皆可于口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下,2007年,第646页。
《墓识》及儿子亲家,均用“讳”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清代鲁一同取得一些成果。他在《王右军年谱》中引《世说》刘孝标注桓玄与刘瑾的对话:刘瑾,祖遐、父畅。畅娶王羲之女,虽然并不难寻,但在《墓识》中表出了刘遐、刘畅的籍贯、字和官职,增添了珍贵的资料。
但《郗氏墓识》的撰文者,定然熟悉王羲之全家的事,竟然不能如七子一样写出孟姜的名字来,这又不能不令人怀疑《墓识》并非东晋时人秉笔的。” 王先生的怀疑似乎没有充足的理由,《郗?墓识》凡女性均未表出名字,郗氏外氏问题 《郗?墓识》在郗氏儿女之后,列出了她娘家的情况,先介绍其外祖(实际上是母亲)的姓氏:夫人外氏沛国武氏。详记郗氏娘家人已经没有什么必要了。
何必连郗?外祖父家人都记上?那么谢奕、殷浩都是已死之人,一个有关系的人名都没有写出来,而且根据墓志体例,没有必要写墓主外氏的。又只写郗?的外氏姓武, 王福权先生发出了同样的责难:识文所记“外氏”并非“外室”,指郗?的母氏。古人记载先辈无非是为了显名望,那么为何记载其母亲“沛国武氏”。
却不记载鼎鼎大名的其父郗鉴呢? 这些责难也没有充分的理由。盖因两位王先生有认为此墓识不合他们心中的规制的先入之见, 夫人姓郗,其父当然也姓郗,在其下列出姐弟妹之前,“无法考实”,也是有用的资料。列出了郗夫人的长姊、妹、弟?、妹和弟昙五位平辈的情况。以儒雅著名。
不应州命”。当两晋之交,67888开奖结果查询结果,“京师不守,鉴遂陷于陈午贼中”。“午以鉴有名于世,鉴逃而获免。鉴得归乡里。州中之士素有感其恩义者,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
……遂共推鉴为主,第1796页。)又《太平御览》引《晋中兴书》:郗鉴“家本书生,解巾从戎”。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95册, 王先生说:“其长姊名下,只有‘囗囗相关’四字,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这可能是因为王先生所得《墓识》拓本模糊难辨,无法识别“丧乱”二字的缘故。
不能苛求王先生。”王汝涛先生指出“轸”当作“?”,《晋书》有传。(唐房玄龄:《晋书》卷49《羊曼传》:“羊曼字祖延,太傅祜兄孙也。本州礼命太傅,元帝以为?东参军,曼任达颓纵,并为中兴名士。时州里称陈留阮放为宏伯。
济阴卞?为裁伯,陈留蔡谟为朗伯,阮孚为诞伯,高平刘绥为委伯,而曼为?伯,号兖州八伯,”中华书局,以清辩鉴察称。兄弟六人并登宰府,世称‘卞氏六龙。
玄仁无双’。加中军将军,以功封建兴县公。……峻进攻青溪,贼放火烧宫寺,?时发背创犹未合,率厉散众及左右吏数百人攻贼,时年四十八。祠以太牢;赠世子?散骑侍郎;?弟盱奉车都尉。?母裴氏抚二子尸哭曰:‘父为忠臣。
’……?第三子瞻,”中华书局,1975年,第1866页。) 卞?曾被封为建兴县公之事,于是分遣诸将,封司徒王导为始兴郡公,赐绢九千匹,丹杨尹温峤建宁县公,中书监庾亮永昌县公。
北中郎将刘遐泉陵县公,(唐房玄龄:《晋书》卷6《帝纪》,1975年,第162页。卞?生于公元281年,时王羲之26岁,郗?妹又稍小,当为袭父之封。《墓识》作车旁,” 郗?亦为当时名人。
临海太守为其最后任职。弱冠除散骑侍?,征拜中书侍?。再迁黄门侍?。时吴郡守阕,欲以?为太守,不宜超莅大郡,转为临海太守。益无处世意,”(唐房玄龄:《晋书》卷67。
第1801-1802页。《晋书》帝纪:(咸康五年八月)“辛酉太尉南昌公郗鉴薨。”(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1975年, 《郗?墓识》:“妹适济阳蔡奚,” 王汝涛先生说:“次妹适(《墓识》错成‘识’字)济阳蔡奚,《晋书?蔡谟传》于其名亦作蔡系。想是《墓识》有误。”他指出“蔡奚”当作“蔡系”,与上文“卞?”作“卞轸”一样。
《墓识》用了一个同音字。 关于蔡氏的郡望,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赵培海有专门研究,先有陈留郡望而后有济阳郡望,甚至可以说陈留郡望最后被济阳郡望所取代。此时的蔡氏一般称为陈留蔡氏。东晋改国为郡,济阳郡望存在于门第之风渐盛的六朝时代,“当世氏族每以郡望别高下,常欲存旧名以资辨识。
故虽远侨他地,蔡姓之人即使在南渡江南之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蔡廓这里,蔡氏郡望第一次出现了变化,由“陈留”到“济阳”。《晋书》卷七十七《蔡谟传》载蔡谟被赐与济阳男爵,蔡谟成为名副其实的济阳蔡氏的开山始祖,这是陈留蔡氏转化为济阳蔡氏的一个契机。在南朝的蔡氏家族成员开始冠以“济阳”之名。(赵培海:《汉晋南朝济阳蔡氏家族研究》。
) 这段论述有一个小小的矛盾,由‘陈留’到‘济阳’”。从《郗?墓识》所记来看,蔡系的郡望已经被记为济阳,蔡廓是蔡系的孙子,陈留考城人也。[注:《世说?方正篇》注引《蔡司徒别传》作济阳考城人。惟《地理志》陈留郡亦无考城县,盖溯其旧望耳。]……转掌吏部。
[注:《世说?雅量篇》注:《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民国嘉业堂刻本。《墓识》作太宰司马,应该也是郗?逝世时的官职。]时贤并送于征虏亭,]蔡子叔前至,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
谢移就其处,因合褥举谢掷地,谢冠帻倾脱,乃徐起振衣就席,’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 宋王应麟《玉海》谓皇侃疏《论语》列有蔡谟、蔡奚等人之名,则与《郗?墓识》所记同,《贾公彦疏》十卷。《中兴书目》:梁国子助?皇侃以《何晏集解》去取为疏十卷。
”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4册,) 《郗?墓识》:“弟昙,北中郎军司。” 《晋书?郗鉴传》附《郗昙传》: 昙字重?,少赐爵东安县开国伯。年三十始拜通直散骑侍郎,迁中书侍郎。时北中郎荀羡有疾,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假节?下邳。
后与贼帅傅末波等战失利,降号建威将军,追赠北中郎,(唐房玄龄:《晋书》卷67《郗鉴传》附《郗昙传》,1975年,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荀羡为北中郎,这一点没有错,问题是其后郗昙又被除北中郎将,两项任命的时间如何。
以散骑常侍郗昙为北中?将、持节、都督徐兖青冀幽五州诸军事、徐兖二州刺史,第203页。因为下一年他就实任北中郎将了。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 王先生又说:郗鉴是否生四女,其长女嫁与何人,郗氏年寿问题 《郗?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 对于《墓识》的干支纪年月日方式和准确性,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墓识”的原意,笔者给郗?的埋葬时间进行了补全。
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戊午年己未月庚戌日(7月19日,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 《郗?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薨日为“升平二年,七日庚申”,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
但可推算而得,则郗?的葬日为其年六月二十八日。不知道王福权先生说“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有什么依据?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东晋《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又刘宋《谢?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夏五月戊申朔,学林出版社,2015年。
)王福权先生由此而引申出的责难是没有道理的。 但这一点还不是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记载是否可靠。其卒年为公元399年。其根据是《世说新语?贤媛》中的一段话: 王尚书惠尝看王右军夫人,[注:《宋书》曰:惠字令明,]问:“眼耳未觉恶不?”]答曰:“?白齿落,那可便与人隔?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2007年,第823页。) 王先生说:这段记载是可信的,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又称孤骸独存。据余嘉锡先生考证。
再没有儿子供养自己,得到朝廷的鞠养,王凝之公元399年5月被孙恩所害,《妇人集》记其年届九十,作者不可能互相串通。而刘孝标注世说,引书谨严有据,向皇帝上谢表这种内容,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
郗?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是《郗?墓识》最关键性的错误。根据就是《世说新语》中的一段话。余嘉锡先生《世说新语笺疏》此处有两条注释,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以太元九年卒。
夫人较?仅大二三岁,则其九十岁时,其诸子死亡殆尽,朝廷悯凝之没于王事,”按照余先生的两种推算,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为了弄清这个关键问题,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
琅邪临沂人。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尝与兄弟群从造惠,惠时相酬应,高祖闻其名,鄙宗之美也。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送者倾京师。
球问:“向何所见?”常临曲水,座者皆驰散,姿制不异常日。领南郡太守, 宋国初建,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谓傅亮曰:“今用?中令,”既而曰:“吾得其人矣。
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以蔡廓为吏部尚书,乃以惠代焉。惠被召?拜。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时谈者以廓之不拜,谓鉴曰:“何用田为?”鉴怒曰:“无田何由得食?
”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元嘉三年卒,) 按此传,王惠当东晋末年,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任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以为征虏长史,至刘宋初建之时,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
则王惠为尚书在刘宋代晋以后,即武帝永初年间(公元420-422年),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时年四十二,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谓鉴曰:‘王氏诸少并佳,惟一人在东床坦腹食。
”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推定上引《晋书?王羲之传》文之“时”,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时王羲之二十一或二十二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 有趣的是,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约八个月的时间。
郗鉴此时地位提高了,时局暂时稳定了,因而向王家求婚。时羲之二十一周岁。《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其时如郗?16岁,则约生于公元308-309年(其弟郗?生于公元313年。
与此亦大体相合),至王惠看望王右军夫人的“宋国初”(公元420-422年)已过去一百十几年矣,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两者并不相合。时年四十二岁,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世说新语》记录的刘宋初王尚书惠所看望的“右军夫人”不是郗氏,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
一是郗氏究竟死于何时?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 其实,郗夫人的卒年在王羲之本人的书帖中也并非无线索可寻。 以“十七日先书”帖的“十七”二字命名,包含有二十八帖的《十七帖》是传世王羲之草书的代表作。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是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台湾商务印书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13册,较王羲之年长十岁。
(吴永斌:《王羲之尺牍研究》,)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并对这十九帖作了疏证、归并和系年,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 “得足下旃?胡桃药二种”、“吾服食久”、“天鼠膏”三帖为一书。当与抚也;“来禽”至“大惠也”,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右军以十一年去官。
宣武未再至蜀,为升平一年书。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足下悬情武昌,诸子亦多远宦,足下兼怀并数问不?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
复移镇武昌,右军称妻也。”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羲之谓“疾笃救命,尚有“足下今年政七十耶”和“吾有七儿一女”两帖,包氏均定为升平五年。包氏的考证和系年是可信的,升平五年之前,已足与《郗?墓识》所记郗氏卒于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互证,也是没有错的。
但一鳞半爪, 郗氏卒于升平中,此点出土文物、传世文献已可互证。王惠生于公元385年,与郗氏并无交集。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即其时有王羲之的另一位夫人在世,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小于王羲之30岁。
累迁丹阳尹,[注:二谢,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是郗?对两个弟弟说的话。一曰“王右军郗夫人”,当然是郗?,一曰“王右军夫人”,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惟一小者尚未婚耳。
说羲之没有纳妾,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这封信是在王羲之近60岁时写的,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所以他强调自己的孩子乃一母所生,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
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仅凭上述两条材料尚不能作定论。 但可以肯定的是,凭借《世说新语》王惠看望90岁的右军夫人的记事,是不能否定《郗?墓识》所记录的郗?卒于升平二年的。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转掌吏部,以平苏峻勋赐爵济阳男……长子邵,司徒谟第二子,《隋志》梁有《抚军长史蔡系集》。
《唐志》仍著录。《南史?蔡廓传》:祖系,](清吴士鉴:《晋书?注》卷77《蔡谟传》,民国嘉业堂刻本。) 吴氏注谓济阳郡为济阴之误,史载蔡系为抚军长史,应该也是郗?逝世时的官职。 蔡系为当时著名正人。(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中之上:“支道林还东,]时贤并送于征虏亭。
]蔡子叔前至,[《中兴书》曰:蔡系字子叔,司徒谟第二子,仕至抚军长史。]谢万石后来,谢移就其处,因合褥举谢掷地,谓蔡曰:‘卿奇人,’其后二人俱不介意。”中华书局。
2007年。第439页。则与《郗?墓识》所记同,(宋王应麟:《玉海》卷41艺文:“《唐志》:《皇侃疏》十卷,]《?仲都讲疏》十卷,《贾公彦疏》十卷。又列晋卫?、缪播、栾肇、郭象、蔡谟、袁宏、江厚、蔡奚、李充。) 《郗?墓识》:“弟昙,朝论以昙名臣之子,每逼以宪制。
迁中书侍郎。简文帝为抚军,朝廷以昙为羡军司,加散骑常侍。都督徐兖青幽扬州之晋陵诸军事,领徐兖二州刺史,追赠北中郎,1975年,第1805页。) 王福权先生认为。
记载郗昙时“北中郎将”缺少“将”字,是极低级脱文现象,但上引传中“时北中郎荀羡有疾,加散骑常侍”,荀羡为北中郎,郗昙为其军司,这一点没有错,《晋书》帝纪:“(升平二年八月)壬申,”(唐房玄龄:《晋书》卷7《帝纪》,第203页。
郗昙至八月方为北中郎将,如书郗昙为北中郎将军司是对的,”不过他用了“扣准”这样的字眼,似乎在暗示造假者的细密之处。其长女嫁与何人,郗氏年寿问题 《郗?墓识》末两行明确记载郗氏薨于升平二年四月。王福权先生提出了质疑: 按照“郗?墓识”的原意,按照其相近的时间,应该是在郗?死后第四十九天所埋葬。东晋戊午年丁巳月庚申日(5月30日。
五月廿七)葬。五月廿八日的天干地支是辛亥,五月二十七日才是庚戌。如同时的《王兴之墓志》“咸康六年十月十八日卒。以七年七月廿六日葬于丹杨建康之白石。”一般是不说日的时候才用日期的天干地支。如《张镇碑志》“太宁三年太岁在乙酉,根据王兴之家族墓志的风格,东晋家族墓志应该是有专人管理撰文、书写和刊石的。那么历史上所传的“王太保家法”难道就是这样刻墓识的么?
《郗?墓识》最后两行中所记录的郗?薨日为“升平二年,四月甲寅朔,七日庚申”,葬日的月份漫漶难辨,但可推算而得,也是古代常用的方法,如东晋《王建之墓志》,拓本中所见开首即为:“(前缺一行)年,四月癸亥朔,廿六日戊子合葬。
”又刘宋《谢?墓志》拓本中亦有:“永初二年,廿七日甲戌。”(陈爽:《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第二章,学林出版社, 王汝涛先生说:“欲验证此碑为真为赝,关键的问题,是古代文献有没有王羲之夫人活了多少岁的记载,记载是否可靠。历吏部尚书,那可便与人隔?
”(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2007年,惠晋末宋初始为官,那时间总该是东晋末年了,郗谈及发白齿落,当然时已年老。又刘孝标注引《妇人集》载有郗?给皇帝的《谢表》,据余嘉锡先生考证,应是指儿子王凝之死后,得到朝廷的鞠养。
王先生又由此引申说:《郗氏墓志》来历未明,内容又多有与史书不合处,特别表出郗?死于升平二年,反观《世说新语》所记,三部书文互证:《世说》记其活到东晋晚年,《谢表》记其孤骸独存,无人敢于伪造的,故《郗?墓志》不可信的成分居多,郗?活至九十说,还无法推倒。
无法否定郗?活到90岁的记载,一条是关于王惠的:“程炎震云:‘王惠,右军孙行也。’”说明王惠为何要去看望右军夫人。’夫人若与右军年相上下,夫人上此表时,则不应云孤骸独存。?以太元九年卒,其诸子死亡殆尽,隆安三四年则为公元400-401年。
但余先生未详考王惠其人。 这段记载的主角是“王尚书惠”,必须查考《宋书?王惠传》: 王惠字令明,琅邪临沂人。太保弘从祖弟也。左光禄大夫。 惠幼而夷简,恬静不交游,未尝有杂事。陈郡谢瞻才辩有风气。
尝与兄弟群从造惠,高祖闻其名,以问其从兄诞,”即以为行太尉参军事、府主簿、从事中郎。以为征虏长史,仍转中军长史。时会稽内史刘怀敬之郡,”惠曰:“惟觉?时逢人耳。”常临曲水,座者皆驰散。
姿制不异常日。世子为荆州,领南郡太守,当置郎中令,高祖难其人,”乃以惠居之。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以蔡廓为吏部尚书,惠被召?拜。
人有与书求官者,得辄聚置阁上,时谈者以廓之不拜,虽事异而意同也。惠意甚不同,谓鉴曰:“何用田为?”惠又曰:“亦复何用食为?”其标寄如此。时年四十二,) 按此传。
王惠当东晋末年,受到后来的刘宋高祖刘裕的赏识,仍转中军长史。至刘宋初建之时,迁世子詹事,转尚书、吴兴太守,少帝即位之前,这是王惠任尚书最早的时间,而时间更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
时年四十二, 那么郗?生于何年呢?可由其结婚时间等来推算。关于郗鉴为女择婿的时间,考证者甚多,王汝涛先生的另一篇文章论述颇为精要,王先生根据《晋书?王羲之传》记此事:“时太尉郗鉴使门生求女婚于(王)导,导令就东厢遍观子弟。遂以女妻之。”以及北宋初之《太平御览》所引《世说新语》文(其文较现存之诸宋刻本为优)。
应为太宁元年或二年间(公元323-324年),(王汝涛《王羲之亲属有关问题的考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第25卷第5期。刘茂辰先生经过仔细排比考索,而且时间范围限定得更小:时间和事件的仔细排列,显示出只有323年十一月至324年六月一段,时局暂时稳定了,《临沂师专学报》,1994年第一期。
) 根据王、刘二先生的考证,王羲之与郗?结婚的时间在公元323-324年,则“王尚书惠”所看望的“王右军夫人”如果是郗夫人,而是一百十岁以上了, 再者,上文已推定王惠卒于元嘉三年,其生卒年为公元385-426年,而按照上述余嘉锡先生考证的王尚书看望右军夫人的时间,隆安三四年王惠也只有十六七岁,怎么可能以尚书身份去看望那位王右军夫人呢?
这一点已经可以肯定。与此相关的还有两个问题,二是王羲之是否有其他夫人?据宋黄伯思云:自昔相传,然其中间蜀事为多,(明张溥:《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58晋王羲之集,第611页。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清代著名学者、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包世臣著有《十七帖疏证》,(清包世臣《艺舟双楫》卷六论书二。
清道光安吴四种本。)认为其中有十九帖是写给周抚的, 包氏以为: 《十七帖》中的“十七日先书”、“计与足下别”、“诸从并数有问”、“去夏得足下致邛竹杖”、“知有汉时讲堂”五帖应为一书,“先谢远惠,末附致朱书。系由护军出守会稽后作”。前人有谓此帖为与桓宣武者,宣武以永和三年灭蜀,右军以十一年去官,何能与宣武邪?
“旦夕都邑动静清和”一帖,为升平一年书。包氏至此系年已至升平一年,以下为“省别”帖: 省别具足下小大问为慰,诸子亦多远宦,老妇顷疾笃救命,知足下情至。 包氏考此帖云:“陶侃士行,由江陵移镇巴陵,五年斩郭默。
复移镇武昌,九年辞镇归国,士行十七子,九子旧史有名,抚妹为士行子妇。右军称妻也。” 帖中的“老妇”为羲之对夫人的称呼,说明郗氏病重,他将王羲之说“老妇顷疾笃救命,王羲之一生书写了大量书信。
郗氏卒于升平中,王惠生于公元385年,即东晋太元十年,但目前也没有证据否定《世说新语》所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一事,则只能作另一种解释,这位夫人应生于公元330年左右,有两条材料可为此提供线索。 一为《世说新语?贤媛》在上述“王尚书惠看王右军夫人”之前相隔数条有一段记事说: 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中郎曰:[注:司空,郗昙别传曰:“昙字重熙,累迁丹阳尹。
徐兖二州刺史。汝可无烦复往。”(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卷下之上,第819页。) 这段记事很明确,当然是郗?,则应该理解为另一人。被包世臣定为《十七帖》中致周抚的最后一帖云: 吾有七儿一女,足下情至委曲。 有人就“七儿一女皆同生”推论。
这表明夫妇情爱的专一,在纳妾成风的东晋时代,(刘茂辰:《王羲之的妻子儿孙考索》,1994年第一期。其时除了他最小的儿子王献之以外,请注意“皆同生”这三个字,这时候郗氏已经去世,在王羲之的交游圈中,对于王羲之有没有纳妾或续弦,应该是清楚的。
他就没有必要说他的七子一女“皆同生”了,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在这时候还有另外的夫人,即上述《世说新语》中记载的那位90岁仍在世的“王右军夫人”。 王羲之是否有另一位夫人,王尚书惠所看望的肯定不是郗夫人, 这个最大的疑问解决了。 三、由《郗?墓识》的文字使用 论述其可信性 王汝涛等先生认为《郗?墓识》中存在许多错字: 志文中缺文及错字太多。18行4字下缺“字”字。15行的“霖”字,25行的“识”字。
笔者未见墓葬发掘报告前,郗?如果真死于升平二年,她的家属能允许这样一个错误迭出的《墓识》置于她的柩前吗?是一种处于楷化过程中的隶书,其中有不少是当时习用的书体或俗体,体现了难以完全复制的时代特色。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其中凡与内容相关的, 现按其碑文顺序对碑中的习用书体和俗体略作分析。第三行 琅耶 王汝涛先生在他的文章的开头说:“原来我国现存的汉字碑文以及出土的墓志铭等。
都有其标志时代特点的地方,多取那个时代的同类墓志比较,本文在王羲之郡望方面写作琅琊,又均写作琅耶(参见赵超《汉魏南北朝墓志铭汇编》中的《石?墓志》、《王兴之墓志》等)。于是在文章的小结中说:“晋碑上二个字的特定写法:邪作耶、荥作荧,”王先生长期在临沂工作,这一点是很有见识的。按:《玉篇》卷四耳部,《集韵》邪或作耶。又《玉篇》邑部邪。
胡吉宣先生认为邪字变从耳者,六朝别字也。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9页。)《郗?墓识》之“琅耶”,第六行 思 下半部心字保留了小篆的写法。第八行 叔 由小篆隶化的一种通行体。《切韵》同,汉碑多如此。
(胡吉宣:《玉篇校释》卷6,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360页。) 4。第九、十三行 刺 俗体。秦汉篆文 旁或写作 形,《三体石经》刺之古文作 ,(胡吉宣:《玉篇校释》卷17,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年,第3264页。第十行 ? 《说文》从艹,《皇甫君碑》“ 挺雕龙之采”。2002年,第284页。) 7。第十二行 殷 未脱篆隶味的俗体,第十二行 ? 唐避讳作深, 10。
第十六行 操 俗?、参不分,?字与参字同形,今法帖碑本中王操之书皆作?之。虎头写如雨头,《隶辨》虑,《孔耽神祠碑图》“千载之洪虑”作 。?小篆为虎字头下彬字,《广雅》三及《类篇》无三撇之?为?字省文。均释读此字为霖。(如林乾良:《王羲之妻郗氏墓识简介》。
2015年01期。2007年02月。2011年01期。而且反过来可以作为《郗?墓识》的真实性的证明,在当时是自然的事,正如张笑荣先生转述文博专家所论:“墓志内容几乎不可能由后人或者现代人去‘想象杜撰’。除非有人串通了历史学家、碑帖权威和书法泰斗一起来制造这起‘阴谋’。如果真是如此,”这里还要加上一个精通古文字源流的文字学家。关于《墓识》内容已如拙文所论述。
12。第十九行 序 尚未脱离小篆字形。第二十二行 姊 姊妹之字写作?,小篆右旁作 ,故隶定和楷定均可作?。今日本汉字犹用之。第二十二行 ? 上部与今字相同,下部为亡字。古俗体多如此。 16。
字形有多种,敦煌文献中见。王汝涛等未释出此字及上下两字,使人加重对《墓识》的怀疑。王先生是否就减少了对《墓识》的怀疑了呢?第二十二行 失 《隶辨》卷五《郑固碑》已如此。 18。 19。 21。第二十五行 叔 叔字之隶变。
《隶辨》卷五屋韵举出多种,2015年),自然会影响文意的释读。 22。第二十七行 升 为增点俗字。《刊谬补缺切韵》等书均有。而无“穴”下一横,丰富了此字之俗体字形。 24。《干禄字书》《慧琳音义》均有载。
25。第二十八行 ? 左旁“禹”字,《颜氏家训》《龙龛手镜》《正名要录》诸书均载,且汉碑已然。 王汝涛先生所说的“缺字”,一部分是因为拓本模糊,一部分是因为释读有误,《墓识》本身也并没有错。只有卞?作卞轸、蔡系作蔡奚,是同音误字。
这种错误是很可爱的,或许是误记,或者是当时本就不太严格,就如同“荥阳”写作“荧阳”一样。 故从《郗?墓识》的字体使用分析,大量的俗体字进一步说明了此碑确系东晋时代之物,特别是“琅耶”之“耶”字,江?之“ ”字,现代人几乎是不可能如此书写的, 由以上考辨可以得出结论:《郗?墓识》从其外在形态和行文体例来说。
都将成为研究王羲之的十分珍贵的新材料。特别是《世说新语》所载王尚书惠在刘宋初看望九十岁的“王右军夫人”与此碑所载郗氏卒于东晋升平二年这一矛盾,以及将江?写如“江霖”等所谓“低级错误”,都已通过详细考证得到解决。 正如张笑荣先生所说,《郗?墓志》的发现, (作者系上师大兼职教授、上海人民出版社编审、上海历史学会副会长、《辞海》副主编。